点环节的突破，很可能会带来其他领域改革的推进。比如，要培育社会主体，可能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这肯定涉及政府体制的改革；要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要涉及分配制度、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的改革；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会涉及文化体制改革等。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深圳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同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引发了社会上对深圳“可持续发展动力”问题的关注。发展动力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力，但最根本的，仍然在于人。深圳过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靠的是公众的参与；今后的发展、全方位的发展，同样需要公众广泛地参与到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去。可以说，深圳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动力，就在社会中、在民众中，这正需要社会建设来激活。
顶层设计与末端治理结合，才能全覆盖
本报评论部：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有时候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而我们也注意到，您在多种场合提到，要“注重利用特区立法权来寻找社会建设的改革突破口”。法律是刚性的、原则的；管理是柔性的、具体的，您为什么格外重视立法这一突破口？
王荣：法律也是可以有温度的啊。用好特区立法权，推动社会建设的改革，用法律来做好人的工作，这是最大的人文关怀。
2009年，国务院批复通过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就有积极推进社会领域改革的内容。在这样的总体框架之下，我们连续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拟定了《深圳市社会建设考核指标体系》，在全国率先发布实施了社会建设“基本法”——《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促进条例》，未来还陆续有条文法规出台。
事实上，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只有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内思考改革，把握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主攻方向，才能准确和合理地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才能克服改革的制度障碍，更有效地推动改革。社会管理创新可以说是一场攻坚战，需要有明确的改革路径和完善的制度安排。
本报评论部：对深圳来说，它既是中央改革的基层执行者，也是地方局部改革的顶层设计者。深圳的社会管理创新，如何把顶层设计和基层治理结合起来？
王荣：社会建设不能完全依赖顶层设计。因为再前瞻的顶层设计，也不可能覆盖每个细枝末节。我们找到的顶层和基层的结合点，是民生。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创新不是画饼，而是实实在在地让各个利益群体得到好处，形成人人都是社会建设“东道主”、“受益者”的良好局面。
我发现，每年到深圳来招商、招财、上市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会到深圳来看病、上学，甚至连深圳人自己都会选择到外地去就医、上学。这意味着，这些领域的发展水平跟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水平不匹配。要是公众这些基本的诉求都满足不了，还谈什么社会建设？
所以，我们的社会建设，一直以民生为导向。比如，我们今年社会建设的七个重点中，强化实有人口的服务管理、建设“织网工程”信息平台、以食品安全为切入点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等，都指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需要共建、共享，也需要共治
本报评论部：在中国的改革中，深圳最早“摸石头过河”的探索，也最有“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现在，面对社会管理创新这个全新的领域，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王荣：应该说，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期都更加艰难。“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这对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社会管理的加强与创新。既有水太深、改革的“石头”难以摸着的问题，也有社会转型期矛盾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