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刚刚宣布年内第五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紧缩的银根把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和发行股票两大融资渠道几乎堵死，黄怒波的同行——很多地产商正愁苦于越加紧张的资金链，开始迫不得已选择高成本民间借贷。
从珠峰下来，黄怒波给圣山磕了三个头，感谢珠峰给他放生。这一天成为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天，又一次死里逃生之后，他将告别登山。
如果不是八年前的一个决定，或许，此时的黄怒波不会在拉萨涤荡灵魂，他可能正奔波于四处筹款的途中，一场应酬的酒席，或者某次融资的谈判……
走在政策的前面
2004年，黄怒波在北京CBD的一次土地拍卖上，发现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并非资深的房地产商人，而是来自各种暴力行业，“甚至卖药的、买饲料的都来做房地产了。”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最近自己莫名其妙地惶恐，“这个暴利行业正把人变成‘企业动物’。”
黄怒波决定淡出住宅地产，“市场上总有比你更鲁莽、更有钱、更不要命的，为什么要跟他们抢夺那些有限的资源？”他决定将中坤的重心转向当时少人问津的休闲度假地产。
“九十年代的官员下海企业家很多都是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又有政府背景，统揽全局的能力比较强。”这是张维迎对中国第二批民营企业家的评价。在如今住宅市场“一倒一大片”的瓦砾边，能够坐看风云的黄怒波也正是得益于这种“统揽全局”的能力。
“现在很多企业都说不干住宅地产，要转向旅游地产，谈何容易？从买地到规划要两三年，到盖起来要三四年，算算有六七年的时间，但是中坤已经完成这个过渡了。”
走在政策的前面，做别人没做过的事，这是黄怒波的“冒险”。
“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面临了最大的市场风险。因为这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已经默默无闻，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张维迎说。
黄怒波的幸运源于他对政策正确的判断。几年前，他判断经济转型要转向内需，转向第三产业，而这正写在不久后出台的“十二五”规划中。他将旗下画廊系统植入中坤旅游地产的所有景区；在大兴中坤广场的项目中盖了二十个24小时影院和剧场，引进各种演出；中坤度假地产现已遍布中国之外的日本、美国，和已经不再遥远的北欧。
“商业地产走向了城市生活休闲中心，旅游地产解决生活空间，这跟国家的方向一致，而且走在国家的前面，“十二五”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产品已经要出来了。”黄怒波说。
我不是天生的企业家
1985年，作为中央讲师团的一名教员，黄怒波在黄山教了一年的古汉语。这一年他亲眼看到了刚刚进驻中国的外资企业，读了破万卷的书，“很多新的理念，都是那个时候读来的，像‘信息’、‘战略’这样现在听起来很平常的词，那时候都是新词汇。”这一年，在中宣部工作不到4年的黄怒波被提拔为中宣部干部局处长，年仅29岁。
3岁时被打成反革命的父亲自杀，13岁母亲病逝，屈辱和饥饿伴随了黄怒波的整个童年。他记得有一次自己跑到饭馆去乞讨，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客人，最后连一口汤都没给他剩下。他跑到水渠边喝了一肚子的水，可他的胃已经不能容纳任何东西，喝下的水马上被吐出来。
17岁时，他还叫黄玉平，在宁夏农村插队。有一次，他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黄河边，看到翻滚东去的黄河，他握紧拳头，决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怒波”。他想，自己的一生可能会像愤怒奔腾的黄河一样，不会平息。
两年后，他入了党；五年后，他考上了北大；九年后，他被分配到了中宣部。
中央讲师团从黄山回来之后的几年，一向文笔流畅的黄怒波开始写不出年终总结，“一年的时间我没有一天迟到，从早忙到晚，但是每天忙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