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困境是不是和今天中国的北上广深、杭州、南京、苏州的同学们是一样的？
任泽平：刚才说的这些国际上的大都市，那里的年轻人早就躺平了，
比如说东京，东京早就陷入到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的低欲望社会了，在很大程度上跟八九十年代东京的房价提高有关。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做个对照，同样是省会城市，比如长沙的房价就比较低，它是个网红城市，大家吃喝玩乐都很开心。
但是一些房价很高的一线城市，包括中国香港的幸福指数就不是很高。
这不仅是我们研究的一个结果，也确实是大家共同的呼声。
中国的房地产是有解的
要改变中国的住房制度
问：如果年轻人都是因为房价高而躺平了，那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任泽平：这个东西还是得讲讲逻辑。
我先给大家说个数据，全球前十大的高房价城市，中国就占了一半。
为什么占了一半？
这跟我们的住房制度有关。中国大陆1998年房改学的是中国香港，但全球房价最高的就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学的是英国的住房制度，而伦敦在发达国家里面是房价最高的。
英国伦敦的房价也是极高的，这跟住房制度，比如说高杠杆、预售制度、卖楼花、土地批租制度等有很大的关系。
那有没有房地产发展好的，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大家不投资房子的国家？有！
德国、新加坡。
中国的房地产是有解的，这个解就是要改变中国的住房制度。
我们再举一个土地财政的例子。
地方政府拆迁的成本也比较高，而且地方可支配财力的60% 来自卖地收入 。
我在这里没有绝对地说谁好谁不好，我的意思是，这个土地制度决定了高土地价格、高房价。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是有解的。
比如说德国，第一是控制货币超发。
第二，对于开发商建的房子要限制他的暴利，可以有合理利润，但是如果利润率过高，那国家是要限制的。
第三，是保障租户的权益，比如说德国政府对租金价格是调控的。
德国有一个住房租赁法案，如果房租超过国家政策的某个百分比，那就是违法的。
如果说开发商暴利，租户暴利，这也是违法的，它有一套法律体系。
还有更重要的是，德国的货币超发在全球范围内是控制得比较好的。
我举一个例子，
在欧元诞生之前，当时整个欧洲的锚货币就是德国马克。 因为大家觉得马克对货币控制得好 ，很多欧洲国家 觉得自己 控制 得 没有德国好， 所以就盯着 马克好了 。
后来欧洲成立了欧央行，总部就设在了德国的法兰克福，所以德国一直对货币控制得比较好，德国房价是全球房价稳定的一个谜或者说是奇迹。
我们再来看全球，像美国、日本等货币超发的国家一般房价控制得都不好，货币超发导致房价上涨。
公共政策不能对资本太友好
对劳动太忽视
问：怎么看待社会阶层撕裂的问题？
任泽平：《21世纪资本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资本收益是大于劳动收益的，这就导致了财富和收入差距的大幅拉大，以及社会阶层的撕裂。
无论是美国，中国，包括全球都面临同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或者说怎么解决它？
其实是有办法的。
咱们反过来讲，为什么劳动报酬是下降的，资本报酬上升了？
因为资本话的语权太强了，劳动的话语权相对比较弱，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去调节问题。
你的公共政策不能对资本太友好，对劳动太忽视。
我举个例子，如果出台这些政策，有没有可能弥补社会的撕裂和收入分配的差距？
我认为是可以的。
比如说，房产税。你可以持有5套，10套房子，是你的自由，但是你占有了过多的社会资源，那你要多交税。这很公平，对不对？
不然你房价一涨，别人一辈子白奋斗了。
国际专家决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主任辜卢密表示房地产目前是国家支柱型产业，怎样做到房住不炒的政策底线。这需要国家的政策层面和社会层面达成共识。让中国经济跳出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怪圈，促进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需要决策层的智慧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