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鲁贤：你如何从一名军人转为一名创业者?军队的经历对目前您做企业领导有怎么样的影响?
王健林：有帮助，比如说守规矩、按制度办事、执行力强。军队特别刻板，按规矩办，不能越规矩，我感觉管理企业， 特别是人多的企业，一定要按规矩办事，一定要建立企业的规矩。因此我们万达（专题阅读）特别强调制度化，什么都是制度化，而且现在随着信息发展，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我 们信息系统里去，什么东西都清清楚楚，员工来了以 后，哪件事情该怎么办，这个星期该做什么，下个星期该做什么、下个月做什么，在网络上都清清楚楚。执行力特别强，对我是有帮助的。
范鲁贤：为什么会选会选择在大连创业?
王健林：我当兵结婚都在大连，那时候觉大连就算是个很好的城市了。愿意留在大连。更主要是在海边，生活在大连确实好，气候好，冬天不冷、夏天不热。1975年到大连当兵，觉得不错就留下来了。
一直到1986年初，邓小平裁军一百万，那个时候就留大连，第一步没选择直接下海，还有点害怕，还是要到地方去看两年，所以又在地方政府当了两年办公室的主任。
范鲁贤：你在军队发展得那么好，为什么想要离开?
王健林：军队那时候是个重大转折，邓小平去联合国发言，中国要裁军一百万。那时候军队有三百多万人，也就是裁掉 三分之一，而且裁掉的100万里就有60万干部。 那时候主要是干部太多，机关太多。我们没有被裁掉，就是降级，我是可以被留下来，因为年轻嘛，我是军队上升比较快的人，但是我一想(我们当时叫“一转”， 就是第一批的意思，一转、二转，就是第一批转业、第二批转业)，即使第一批不走，还有第二批、第三批，这连续三年都是往下砍人，这意味着你发展的空间受限 制，我想干脆就借势转业算了。
要没有那个机会，我是转不了业的，因为规定是要服务到39岁，那个时候你抓住这个机会，我提出申请也就比较容易就批了。因为我走后的第二年就实行军衔制，就是明确的任职年限，就必须够那么多年，那时候不走的话，可能就是5年、8年都走不了。
范鲁贤：当时创业为什么对房地产感兴趣?
王健林：我转业回来去了政府办公室，安排的两个职务，一个是市政府查办处，一个在区政府办公室。当时想市政府的 那个单位太简单了，领导批下来的你就去督办、调 查，落实不落实回来写一个报告，这个太简单了不符合我的性格。办公室那个呢，起码还能涉及行政、财务，还比较符合我的性格，我就去了，去了两年，1986、1987年，呆了两年。
区政府所在的公司出问题，就是领导层集体贪污，几个被判刑、几个被撤职，公司就乱了，无头苍蝇就没人了嘛。而且那个公司比较烂，那时候有600多万 贷款， 那时候600万人民币是区财政一年的收入——那时候全年财政700万，这么多贷款怎么办?在干部当中，就像招聘一样的，谁有本事把这个贷款还上，这个公司 就给谁了。我逆向思维，这个公司如果干得特别好，我就不敢去了，如果我把公司收入降下来就不行了 ;这个公司办得这么烂，随便弄点成绩就比他们强。当时就我一个人想去，没人去，谁都不去，不存在竞争，领导还有点担心。
去了以后那个公司就是搞房地产的，所以我是没得选择，而且那个时候房地产的执照很值钱。不像现在，随便谁都可以注册房地产。那时大连市一个区只有一 个牌 照，整个大连市6个区有6个牌照，市里有3个牌照，全大连市只有9张牌照可以搞房地产，那个时候签了个承包书，三年把贷款还上。结果公司给我，第一年就蒙中了。第一年去，搞了一个开发，旧城改造，就一下子把这个模式做起来了——那个时候没人想到动迁这个